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联系邮箱:gongmei2003@sina.com
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资讯
  • 资讯
  • 通知
  • 企业
  • 大师
  • 作品

论中国工艺美术的文化属性(上)

  • 时间:2018/11/13

论中国工艺美术的

         文化属性(上)        

北京工美艺术研究院院长、

北京工艺美术大师  申文广


前言

工艺美术,这一称谓并非出自中国传统。美术,是一个外来词。工艺,则是一个本土词汇。所谓“工”,古代泛指工匠艺人及手工劳动者,如《说文》:“工,巧也,匠也,善其事也。”又有记载:“工,巧饰也。”所谓“艺”,在《诗经·笺》中说“艺,树也”,其意指一个人具有的才能、技艺,以及作为衡量一件事物的准则尺度。而工艺作为一个复合词,也就是“百工之艺”的含义。工艺美术作为专有名词始于20世纪初,一说是由蔡元培先生受英国现代设计之父莫里斯倡导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的影响最早提出,一说是源自日本。无论哪种说法属历史事实,“工艺美术”这一专有名词自诞生以来,其内涵和外延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变化,一度叫过“美术工艺”,后来曾经把诸多设计领域也包含在工艺美术范围内,改叫“工业美术”。经历过七八十年代中国设计界的讨论和争鸣,现代设计和工艺美术逐渐分野,当代意义上的工艺美术范畴才最终固定下来。

从现在对工艺美术的定义来看,所谓工艺美术,是指美化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造型艺术。它的突出特点是物质生产与审美意识的结合,以实用为目的,并具有明确的审美特性和工艺特征。是造型艺术之一。

工艺美术事实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并得以传承的物质载体,其技艺的传承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态化延续。本文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从哲学宗教、礼法习俗、传统审美等角度出发,试图将工艺美术的文化属性从理论高度来进行总结和诠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解读工艺美术文化属性的发展与变迁。




一、中国工艺美术的文化属性

工艺美术的特性决定了其同时拥有物质性(器物留存)和非物质性(技艺传承)的双重身份。在人类历史上,每个国家、民族都因文化的不同而具有独特的工艺美术风格,中国的工艺美术更是如此。而即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因时间、经济、政治、科技的不同,工艺美术的各个时期也不尽相同,甚而发展出千差万别的风格和工艺类别。这其中,由各种政治、经济、科技、风俗、礼仪共同构建而成的复杂的文化属性,是影响工艺美术风格的最直观的因素。因此,我们分析文化属性,也即是对工艺美术自身特点形成的探索。




(一)中国工艺美术在历史中的文化属性

从文化角度入手,自然应该从一个民族文化形成的思想基础开始。

“文化”,在汉语系统中,其本意就是“以文教化”。“文”,本义即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 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文”与“化”并用,较早见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段话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文化的功能。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

而文化作为一种教化的理念,自然需要有具体操作的方式方法及可呈现的载体。上至国家典籍法度,下至百姓婚丧嫁娶,都以教化规范为目的,制定出了遵循自身文化理念的实施办法。而工艺美术品,正是大部分教化制度的物质载体。因此先民在造物时,所遵循的正是“以文教化”的原则,而所造之物就是“以文教化”的文化载体,这就是工艺美术文化属性的根源所在。


1

“天人合一、技以载道”

—— 中国工艺美术的文化基础;

追根溯源,谈论中国工艺美术的文化基础,自然要追寻中国文化的本原。纵观中国文化史的形成与发展,首先离不开的是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体系和哲学观念是中国文化的根源所在。我们再结合中国历朝历代工艺美术的特点,概括来说有两点哲学思想正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造物文化所遵循的思想基础——“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

中国哲学思想,综合来讲是由儒释道三家交融而成的哲学体系。从造物的角度来讲,儒家入世,强调“技以载道”,以各种技艺、材料而制造的人造物均是以传达伦理道德为目的;道家自然,推崇“天人合一”,技艺的使用应该遵循天道,顺其自然而为;后世进入中国的佛教,虽自成体系,但其“众生平等”“六道轮回”的思想,也是和儒道一样,都强调了人与自然(儒家强调社会伦理,道家强调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辩证关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国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造物观,即人与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映射和体现,即道法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中国建筑结构及布局对自然天地的模仿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例证。“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胜任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周易·系辞下》)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人们根据周易里关于宇宙的卦象来改变穴居的居住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千百年来独有的建筑结构布局。《周礼考工记》中关于造车的天地象征更是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明证。“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这种对自然的模仿,强调了人与自然共处共生,和谐统一的思想意识。充分说明了“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文化根基。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中国工艺美术的“世界观”。

▲图1

具体到狭义的工艺美术作品中,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同样无处不在,从中国工艺美术的滥觞时期开始,原始社会陶器上的绳纹、鱼纹、蛙纹、水纹都源于自然(图1),玉器中的玉斧、玉琮、玉璧均是对天地及旧石器时代器物的模仿和纪念。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造型及纹饰均是从人神沟通的角度出发,展示了中华先民对社会伦理的遵从及对其形象化的表现。再后来宋明时期的园林造景、明朝的家具样式(图2)都是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为原则所展开的造物创作。

▲图2

“技以载道”,同样是中国工艺美术风格与追求的最高文化理想。中国传统文化自古重道轻器,对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以及超越物质利益的道德追求历来推崇,而一直将技巧工艺视为不能登堂入室的“俗”事。因此中国对造物文化的最高追求就是“技以载道”或“技近乎道”。创造器物应是对天道伦理的物化表现,好的器物或高超的技艺是依照天道运行的规律而呈现的。“技以载道”,同时还包含着道家和儒家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道家来说,这里的“道”指的是顺乎天道、崇尚自然的一种至高境界,“庖丁解牛”是这种追求的最佳解读。技艺娴熟的最佳境界就是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达到近乎天道的制高点。从儒家来说,这里的“道”更多则是从人伦法度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技艺为社会服务的属性,要求对技艺的追求和创作,要合乎儒家所追求的伦理纲常,体现宗法等级。历代工艺美术匠师在创作中,都是在这种“技以载道”的指导下,表达着对技巧的追求,对自然的模仿、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体现。



2

“中和为美、文质彬彬”

—— 中国工艺美术的文化特质;

▲图3

在关于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文化特性和文化表达方式上,则更多的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指导,结合道家遵从自然的思想形成了“中和为美、文质彬彬”的造物特点。根据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儒家强调了对“调和”的追求。并进而结合儒家极为注重的人伦纲常,提出了“中和为美”的尺度法则。认为凡是美的东西都应该是“适宜”的、“适度”的,而适度的标准,就是符合自然规律,合乎人伦法度,并由此通过不断地调和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道德经》则从道家思想的角度出发,同样提出了“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的哲学观念。因此,从这个标准出发,适度、调和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在造型创作、纹样设计、色彩装饰等方面所遵循的原则。可以说,如果“天人合一”是世界观,那么“中和为美”就是方法论。也就是形成中国工艺美术风格的指导方法。《周礼考工记》开篇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段话正是对工艺美术文化特质需遵循的尺度,所做出的最好诠释(图3)。

“文质彬彬”,是强调形式与内容统一一致的重要性,体现了儒家所追求的不偏不倚的伦理法度。是对“中和”尺度的外在要求。《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段话本初是来强调文章在写作上对于内容与文采的把握,进而延伸为形式与内容的尺度和统一。 而作为以物质传承为主要手段的工艺美术,其表达形式和内容的协调性就显得更为重要。上至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下至有清一代的陶瓷珐琅,其在创作过程中无一例外都会遵循文质彬彬的审美要求,但毋庸置疑,有清一代事实上出现了大量文胜于质的工艺美术品,装饰泛滥、堆砌繁缛,炫技媚俗,时至今日依旧评价不高。这充分说明了“文质彬彬”的深远影响。


3

“礼乐宗法、雅俗共赏”

—— 中国工艺美术的文化体系;

中国儒家“礼乐宗法”制度是儒家文明的核心根基,它是儒家文明得以数千年延续的制度保障。虽说早在夏商周三代已经形成了一套严谨的宗法制度,但最终是儒家对其进行了继承并弘扬数千年。这套以君臣礼法、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伦理体系,由此形成了森严的社会等级、复杂的宗族制度以及稳固的家庭关系。通过这套伦理体系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至皇家祭祀登基,下至百姓婚丧嫁娶,无所不包。而在物质文化及其载体层面的体现上,就是纷繁复杂的工艺美术品。无论是皇家礼器、卤薄仪仗,还是喝茶饮酒、祭祀进香。可以说都离不开工艺美术。因此,这种宗法制度的伦理关系从商周时期开始,在工艺美术范畴内就形成了官营与民办两大系统,直至清朝出现了宫廷技艺和民间技艺的明确分野。《周礼·考工记序》中记载:“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也就是说商周时期,官府设置了百工一职,这一职务的设立说明了百工的官办色彩。在《礼记·曲礼》下篇中,更对百工有了明确分工:“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一句“天子之六工”,明确道出了百工所服务的对象,以及为宫廷提供造物服务的本质。尚刚著《极简中国工艺美术史》中指出:“夏商以来的工艺美术不外官府和民间两类。”鉴于礼制法度的需求,中国历朝历代均设置有管理手工艺的专职机构。战国时期即设有少府一职,掌管手工业和君主私人领地。秦汉有尚方署,唐有少府监,宋有文思院,元有将作院,明有御用监,下设各工艺局厂,分工已极为精细。至清代,有为整个宫廷服务的内务府造办处,更有直接在皇帝指挥下为皇帝私人服务的养心殿造办处(图4)。

▲图四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历代政府设置的管理手工艺的专职机构,并非只为皇家提供手工艺服务,而是对国家整个手工艺行业的管理,直到宋朝,才出现专门为皇家提供手工艺需求的文思院。也就是说从商周时期开始,官营机构对于民办机构就有着直接的管辖权。经过两大机构的长期发展,两则互为影响、相互借鉴,最终形成了中国工艺美术的“雅”“俗”之分。当前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事实上大部分都是官营机构的历史,这是因为官营机构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均有着天然的优势,不计工本、不厌其烦的精工细作,才产生了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这些经典于庙堂之上经历中国数千年的朝代更迭而更加珍贵,而民间的工艺美术则在这些经典的影响下,结合民众需求和审美发展出更加五彩斑斓的民间工艺美术。这两大体系在历史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使中国的工艺美术一方面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烙下了深深的宗法礼教的文化痕迹。另一方面在实用方面结合历代民间工匠们的巧妙构思,也产生了不胜枚举的经典之作。两大系统并行不悖、互为雅俗,共同构成了中国工艺美术千百年来的瑰丽画面。 


未完待续

摘自:2018年《工艺美术家》夏季刊

主编:张功荣

图文编辑:范思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