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评注《唐代人物画》（中）

沈从文评注《唐代人物画》（中）

高级工艺美术师  李苍彦

沈从文的爱女沈朝慧，曾待业在家，1966年9月被赶回原籍，后于七十年代初进入北京市挑补绣研究所从事档案资料方面的工作。撰写的《挑补绣花》一文，录入王绎、王明石主编，由北京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的《北京工艺美术集》中。

1972年，北京市特种工艺工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徐锋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后刚被“解放”，到故宫博物院去，拜访有关文物专家请教如何尽快恢复和繁荣北京工艺美术品种，遇到了沈从文，邀请沈从文到中山公园正在举办的北京工艺美术品展参观指导。同年10月29日，沈从文给徐锋写了一封满满三页纸毛笔字的信，谈他参观展览后的体会，信中写：“我上次在政协提案四件，其中两件和北京特艺改进提（高）密切相关。以北京条件向遗产学习之便利，若尚不能在古为今用起带头作用，机会实在可惜。”还对展览的一些作品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979年，在全国工艺美术会议上，内画鼻烟壶艺师王瑞成（后用名王习三，文革前在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内画组）在开会时向沈从文咨询鼻烟壶问题，沈从文为不打扰别人发言，在5页便签纸上写满了介绍故宫收藏鼻烟壶概况的文字。

种种事例说明，沈从文与北京工艺美术，尤其是与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关系，是十分密切和融洽的。

据《沈从文传》记述，1963年（一说为1964年春夏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周恩来说，我们出国访问、参观过人家的蜡像馆，服装博物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文化比他们悠久，可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服装博物馆，没有相应的服装史。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编一部有自己特色的服装史？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当即举荐沈从文可以做这件事。

沈从文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撰写，不久即告撰出文稿。沈从文在1981年回忆撰写经过：“由于当作试点进行，工作方法是先就馆中材料和个人习见材料，按年代排个先后次序，分别加以摹绘。我即依据每一图稿，试用不同体例，适当引申文献，进行些综合分析比较，各写千百字说明，解释些问题，也提出些新的问题，供今后进一步探讨。”（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记，1981年5月1日）

如果说《唐代人物画》书上的评注是沈从文写的，有什么根据？我认为，一是沈从文自到北京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他专事文物的研究，就与北京工艺美术结下了难解之缘，这从本文上述的沈从文与北京工艺美术的密切交往中即可看到。二是从《唐代人物画》一书空白处书写的字迹看，与沈从文写给徐锋的亲笔信相互比照分析，一个是用蓝黑墨水钢笔书写，一个是用毛笔书写，笔墨虽然有别，但从书写字迹的每个字字体字形间架结构，笔划的横、竖、撇、捺上仔细端详，可辨出均出自一人之手。三是《唐代人物画》一书上，盖有圆形红色：“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资料室专用章”，沈从文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书上写评注呢？其实不难理解，极有可能是，由于沈从文接受了国家要求撰写“服装史”方面的任务，他到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时，顺便到研究所的资料室去查阅相关资料，见到《唐代人物画》一书就借回去阅览。当他审读到唐代人物画中的服饰时，由于过于专注研究，一时性情所致，以至忘乎所以，即刻将当时的所认所知所见所思顺手写在了书页的空白处，是顺理成章的。四是在《唐代人物画》书名页下侧题写标明此书“曾经沈从文先生过目批注”的王明石，是在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专门从事档案资料工作多年的老先生，其对这本人物画的借阅是有亲身经历和体会的。五是最关键的是从评注所写的内容上看，将《唐代人物画》上的评注，与沈从文编著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内容相对照，会清晰地看出其文字描述笔法，认知是完全一致的。

沈从文对《唐代人物画》的评注时间，若根据过往情景推测，很可能是在1963年或1964年间。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于1957年3月28日，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这期间沈从文与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过往密切。1969年7月，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撤销。沈从文也恰于1969年下放到湖北咸宁湖泽地区农村劳动，至1971年返京。而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于1975年9月4日恢复，研究所虽然恢复了，但由于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工作开展并不正常，一是原有的研究所办公地，在大刮“电子风”中，被改为电子器件厂了，没有了安定的办公地点；二是时值“批林批孔”，“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专业业务不能正常开展。三是在工艺美术界，许多传统内容的题材被三番五次地大批判。正因如此，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许多图书资料被封存，不能阅览了，当然也不会随随便便外借了。

从对《唐代人物画》评注内容时间上推测，是在撰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前。沈从文对《唐代人物画》书中所标示的唐人画，从人物的头冠、发式、衣衫、服饰、带履以至陪衬，将画幅上的可视人物形象与古代文献资料中的描写仔细观览考察后，用简略概括或可以说是提纲挈领式的点评，与正式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文字对照，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的文字，是在唐代人物画的基础上的拓展和细化，其基本观点和见解已经在《唐代人物画》一书的点评中鲜明地表达出来了。仅举几例：

在《唐代人物画》第4页“图一 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沈从文评注：“‘头上金雀钗’曹植诗于此可证。发髻无簪西汉制，还画一漆奁上绘妇女可证，一般不得其解。”

《唐代人物画》书中第5页的图注有“晋唐两代仕女图风格的比较：图二（左）唐阎立本‘列帝图卷’中的宫女姿态 图三（右）晋‘女史箴图’中的仕女姿态。”沈从文对图二（左）的《女史箴图》评注写：“两者全不相干，女史箴图发係西汉制作，双环结，晋人已不使用，头上金雀钗也是汉制，晋人并不用。”对《列帝图》的评注是：“列帝图宫女亦齐梁式，非唐制。男侍均北朝漆纱笼冠，唐人绝不使用。男女衣均非唐制。”

在沈从文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125页文中，对《女史箴图》分折后述“漆奁”：“镜台前置汉式银釦漆奁......画中漆奁和近年出土实物相似，唯画得相当草率，形制欠准确，显明是不明器物制度后人的重摹。”“试从器物分析，时间应晚于顾恺之，或完成于陈隋间，但内中人物衣著发饰，则又多早于顾，部分或可早到西汉时。若仅从笔墨题识做分析判断，势不可能得到正确理解。”

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126页文中，关于“梳头宫女发式，于云髻峨峨后下垂一髾，在西汉墓壁画即经常出现过”，“后垂长发，将近末端结成双环。这种发式，唯楚俑和西汉彩佣为常见，东汉画迹中即已消失。”“除步摇外，另有首饰装点，应即曹植《美女篇》中提到‘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的金爵（即雀）钗。这种钗在《女史箴图》上曾反复出现，此外画迹中从未发现，也可作为本图实仿古拟古而成，非两晋制度所有的一个旁证。”

摘自：

2019年《工艺美术家》春季刊

主编：张功荣

图文编辑：范思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