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评注《唐代人物画》（下）

沈从文评注《唐代人物画》（下）

高级工艺美术师  李苍彦

《唐代人物画》书中第26页原文：“图一 美人头像（发现于新疆高昌吐峪沟古墓中，著窄袖反领上衣，刺绣着精致的花纹，头上梳着唐代流行的‘惊鹄髻’，额上饰‘花钿’，鬓间一抹‘红妆’，是唐代流行的胡服样式。）”沈从文评注曰：“此相极有用，宜参，西域画集或有彩色的。”在沈从文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中第209页，附有该彩色图，图注：“图七三 唐——高髻、团花饰翻领小袖胡服、额颊间贴靥子妇女残绢画（新疆吐峪沟出土）。”书中210页正文写：“图七三妇女係新疆吐峪沟发现残绢画一部分。衣著属于前一时期（前期实北齐以来男子所常穿，至于妇女穿它，或受当时西北民族（如高昌回鹘文化的影响。间接即波斯诸国影响）。虽损毁极多，领袖拼合及手臂处理位置也未必是本来样子，但是头部犹相当完整，领和袖彩色鲜明。用的材料且显明是唐初流行出自川蜀的团窠瑞锦。”“中原和长江以南，唐以前似还无相似材料发现。”化妆法“其来源照史志记载，则以为出于寿阳公主梅花点额故事。传世《女史箴图》中妇女额间，即可发现相似装饰。至于胭脂在脸颊间的应用，则可早到战国，楚俑中即有发现。这一部分与其说是由西北传入中原，还不如说由中原影响西北，更合实际。时间当在隋唐之际。”“图七三绢画腰部以下已残毁无余，根据敦煌其他晚唐壁画和近年新疆出土绢画可知，凡是这种翻领小袖，袖头加锦臂褠的盛装女子衣样，直到五代，在西北地区，还是贵族中的便服盛装，居多是腰系钿镂带，穿条纹小口卷边袴，和透空软锦靴配成一套。在中原画塑中反映，则和当时西域传来流行于中唐的柘枝舞、胡旋舞密切相关。”

《唐代人物画》一书第27页图示：“图二 上图是西安南郊韦顼墓中发现的石刻妇女画像，和‘唐书五行志’载的‘天宝中，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衿袖窄小’风姿一致。当时所称的胡服是指伊朗服装而言，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唐代时装妇女样式。”沈从文评注：“此占鞢带有用。”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中第213页图七六标示：“中——唐——浑脱金锦帽、翻领小袖长衣、著鞢躞带、条纹裤、锦靿靴、胡服女侍石刻线画（西安韦顼墓出土）”。在书的文字叙述：“所谓胡服胡帽，即衿袖窄小条纹卷口袴及软锦靴等等，”“在开元天宝以前，武则天时代，便已成为一时社会时髦。”

在《唐代人物画》书中第44页沈从文评注：“拈（簪）花图中眉和时装不合。图中叫蛾子眉和白居易诗不相关。白诗所指应为纨扇仕女图、会乐图，才见‘蛮鬟椎髻’！是淚装，仕女拈花却不相关。”“拈（簪）花图有问题，系腰带法绝非唐人应有，也不是任何时代所有。”

《唐代人物画》书中彩色“周昉：簪花仕女图（摹本）”插页，沈从文共写了6处评注：“此画十分可疑，那有系腰带到膝边道理，照此系法，如何走动。夏中安得牡丹。”“腰带系法不合实际，不合有红地蓝花的染缬，不可能有这种材料。”“腰带不合制，哪有在腰下道理。”“不可能用黑色披帛，腰带不合制。”“唐代妇女似不会戴项圈。”“尖头鞵鞋不合制，衣料亦不合。”在第45页有一段文字将《簪花仕女图》与《列帝图》作比较。沈从文评注：“和列帝图女侍毫无关系。女侍之弱骨求肌或秀骨亭匀，是南朝习惯，隋俑犹追求唐应仍未变。胖娃娃系盛唐才流行。”

在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中第210页文中述：“至于妇女......在元和以后，主要受吐蕃影响，重点在头部发式和面部化妆。特征为蛮鬟椎髻，乌膏注唇，脸涂黄粉，眉细细的作八字式低颦，即唐人所谓‘囚装’、‘啼装’、‘泪装’”。第232页文中述：“浓晕蛾翅眉和蓬松大髻，加步摇钗，成熟于开元天宝间。图中妇女蓬松义髻，上加金翠步摇，已近于成份配套，完整无缺。头上再加花冠，不伦不类，在唐代画迹中绝无仅有。”“本画（妇女）戴的近似真牡丹，和背景点缀的玉兰，均为晚春开花，而衣着反映则盛夏炎暑景状。另一人虽戴莲花、和背景花木仍不协调。发髻首饰已完整配套，头上另加花朵，近于画蛇添足，不大合实际情形。且本图中衣上花纹平铺，和人身姿势少呼应，有的内衣且作红地兰花大团窠缬，种种都为现实生活不应有现象。衣著材料和背景花木时令矛盾更特别显明。其中妇女之一，金项圈附于衣外，式样在唐宋为绝无仅有。”“此画或是宋代或较晚些据唐人旧稿而作，头上花朵是后加的，项圈且有可能系清代画工增饰而成。”“本图从最早估计，作为宋人用宋制度绘唐事，据唐旧稿有所增饰，可能性较大。人物面貌仍唐，衣服也为唐式，只是衣著花纹处理不合规格。这种簪花式样，在唐代出现是偶然，在宋代则为必然。”

关于韩滉的《文苑图》，在《唐代人物画》一书的第49页，沈从文评注：“如从冠带说，则为宋人笔。唐人穿乌皮六合鞾是定制。宋人才着練鞋，此均着鞋。”“唐人不用披髮童子。唐人幞头不用圆翅，唐幞头不是此式。”第50页对画中人物服饰的评注“似是宋画幞头，翅作月亮。”童子“此带子不合。”“幞头不是唐，絲鞋不是唐，带子不是唐，护领不是唐。”

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中在第190页的文字中指出：“传世韩滉《文苑图》当亦成为宋人，因为圆领内有衬衣，唐代画迹少见。旧传张萱绘《唐后行从图》，幞头虽长脚，圆领衣内仍加衬衣外露，原画最早也是宋而不是唐。”第236页“就衣著分析，本画产生时代比较韩滉晚些，宜为五代十国时人作品。因唐代圆领衫子据大量画迹反映，均内无衬领，也少本图中所见硬翅平举式幞头。”“披髮童子与身前石头，均属宋式。画题韩滉笔，只是人云亦云而未就衣著器物作具体分析的结果。”

沈从文对《唐代人物画》书中附图的评注，大多在沈从文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作了较细致的分析，其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其语言文字亦是相通的。《唐代人物画》一书中的评注，从反复论证中可知是沈从文无疑。从沈从文的评注中，我体会：

一、沈从文评注《唐代人物画》，是在撰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前。其论述中国古代服饰的基本观点，已至文字提法，大多在评注《唐代人物画》时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尤其是对同一唐代画幅的评注，与正式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的论述，两者相对照，如出一辙，所标注的定论、观点完全一致。也很可能是为撰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做准备的，或曰是作为参考资料的。

二、从对唐代人物画的评注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在学术研究中敢于直言，点评明晰，观点鲜明，对唐代人物画中所引用的图面，逐项分析，从人物的历史背景、社会习尚、服饰器用等方面从中判断、指出画幅年代、指出画幅的拮纭或值得商榷之处。从事实出发，追寻真知灼见。比如对《唐代人物画》一书中第5页“晋唐两代仕女画风格的比较”，直率评注点明“这种比拟不能说明问题”。在第54页“图一 孙位‘高逸图’（全卷）”有一段文字描述，沈从文在评注画中人物的服饰及器用后，更直接用两个字评注：“胡说”。可见其直率、坦然之爽快。联想其直言的“我估计，数年前旧文化部聘请的几个鉴定字画专家“权威”，在国内鉴定的所谓‘国宝’，若能用新的方法去重新检查一下，可能还有上千种都是可以证明根本不是那回事，只能当作‘处理品’看待，至多也只是‘参考品’而已。”“故宫以前花了几百两黄金，收了幅乾隆题诗认为隋展子虔手迹，既经过鉴定，又精印出来，世界流传，写美术史的自然也一例奉若‘国宝’。其实若懂得点历代服饰冠巾衍变，马匹装备衍变，只从这占全画不到一寸大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怀疑，衣冠似晚唐，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此外如著名的《簪花仕女图》的时代，《韩滉五牛图》的伪托，都可以提出一系列物证，重新估价。”“不必花费那以百两计的黄金和十万计的人民币了。”（引自沈从文《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一书第35页、37页、外文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二次印刷（汉））

三、学习沈从文的严谨治学精神。在《唐代人物画》书中的评注中，可领会到沈从文读书的精致、钻研，在书中可以看出他往往是先用铅笔划出标注，经认真分析后，用钢笔写出点评见解，对书中的论述是逐句逐字地认真审读的，比如他在第29页正数第9行的“一妇女坐在绀碧的地毡上理线，”在“绀”字上标注“干”。在第20页正数第9行“笔力遒劲如磔鬼神毛髮，”在“磔”字上标出“ 㞢己”。在第33页倒数第15行引的杜甫诗“英姿飒爽来酣战”句的“来”字，标示为“犹”。在第45页倒数第6行“柳腰段七薌画的‘病态美’的仕女画”，其“段”字标注“此是错字”，旁边用铅笔字注：“改七薌 名改琦”。在第51页倒数第10行“它纪录下来了契丹（蒙族）民族在蒙古草原上，”“蒙古”二字标改为“东北”。在第55页正数第18行“‘不假界笔直尺，有异趣同工之妙”的“趣”字标注为“曲”，等等，可见其对待学术研究一丝不苟认真之精神。”

摘自：

2019年《工艺美术家》春季刊

主编：张功荣

图文编辑：范思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