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力行︱“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工艺美术 （1）

党史学习教育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整个中国陷入了大混乱、大破坏、大浩劫中。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盛行，使得北京民间工艺与其他文艺一样，经历了一次人为的惨痛厄运。

围绕工艺美术的方向、设计构思、造型题材等重大问题，别有用心者制造了一系列整人的棒子和帽子。有人把凡有历史传统人物的造型，统统说成是“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招魂”；作品凡带有龙凤图案的，就说“龙凤是封建皇帝皇后的象征”。有说民间工艺美术品在国际市场受欢迎是“为资本主义服务”。凡是历史传统题材和千百年来受群众喜爱的图案，统统被批判。比如说蝴蝶纹样是“资产阶级思想飞舞翩翩，悠悠而来，迷惑阶级斗争线”;“三羊开泰”纹样是“崇洋媚外,反动至极”；金鱼纹样是“剥削阶级的闲情逸致，封建主义的贪图享受，消磨革命意志”；花鸟纹样是“封、资、情调,为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服务”,“丹风朝阳”纹样是“污辱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理由是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喻为太阳，可在丹凤朝阳的画面上，太阳、松树、海水全是为凤凰服务的；“小猫戏蝶”纹样是“修正主义提倡养猫养狗，庸俗无聊”。就是人物纹样也难逃厄运，如，批判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说“屈原对皇帝忠心尽孝，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孝子贤孙，必须停产”。有人说艺人们要创作反映现代工农兵的题材，但是对于内画鼻烟壶画《红灯记》中的李铁梅高举红灯，却质问:“为什么把英雄放进瓶子里？这是歪曲工农兵的形象。”

后来，“四人帮”一伙竞然明目张胆地叫嚷“解放十七年(1949-1966)来，工艺美术业是一条黑线专政”，把许多著名的老艺人，如面人郎、杨士惠等，雕漆名艺人杜炳臣、玉器“怪杰”之一的何荣打成“反动权威”，把工艺美术业的领导单位说成是“反动权威的黑司令部”，并扬言还要往中央追“黑后台”。内画壶工艺后起之秀王习三以及一大批优秀的北京工艺美术工作者，被扣上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揪斗批判，甚至下干校、关牛棚，轰出北京。料器“葡萄常”世家众姐妹，仅仅因为十余年前接待过曾“三顾常家”而撰文褒扬了这门技艺的邓拓，即被株连于“三家村”一案，竟至“扫地出门”。结果是死者难销“黑案”，活者背着“黑锅”。晶莹的葡萄珠变成了辛酸的血泪珠。

一时间，挑补绣花的品种花色有 50%以上不允许生产，产品被看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罪证而遭受批判。无奈，挑补绣花艺师师只好改产“小儿安”、“牙疼水”。艺人们无所适从。有的工厂停产了靠贷款过日子，有的工厂改产了，有的工厂解体了。生产泥彩塑、蜡果和仿旧画的北京彩塑厂就散了摊子。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导演了由王洪文大打出手的夺权运动—“一月风暴”。这股“风暴”迅速漫卷全国，在北京工艺美术系统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劣后果。全系统多数企业单位被夺权风暴冲垮，而由所谓的群众组织施行“专政”，如北京工艺美术工厂有的群众组织拉了电闸要“停产闹革命”，刷出了“谁多干一分钟活谁就多犯一分钟罪”、“谁再干活就枪毙谁”的大标语。北京玉器厂出现了派性对立的群众组织的武斗，等等。

“面人郎”郎绍安与女儿

潘秉衡（左二）与其他艺人进行创作探讨

葡萄常

    文字节选自《北京工艺美术三十年》作者：李苍彦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美的耕耘》121-122页）

    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辑|杨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