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力行︱“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工艺美术 （2）

党史学习教育

国难当头，周恩来挺身而出。1967年1月12日，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工艺美术工作者和群众代表时明确指出:

“工艺美术战线，是我国工业部门通过美术形象来宣传社会主义的一条战线，通过工艺美术品，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来进行宣传。这条战线，总的说来，特别是从商品供应、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来说，是一条很重要的战线。如果把艺术看作是纯精神生产，工业品是纯物质的生产，也不够恰当。不错，工业品是物质生产，但也可以反映思想，所以，生产工艺美术，要向同志们讲清楚，你们从事工艺美术这种事业,是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

“全国解放后，在工艺美术这条战线上，在显示新中国的新气象方面是有成绩的。应该看到，工艺美术在为国内人民服务、在为全世界人民服务上是有些成绩的。我们不能把任何事业都看成是一条黑线统治。”

同年4月14 日、15日和19日，周恩来在广州三次向工艺美术界及有关方面的代表指明:“国内和国外的商品，当然是有区别的。工艺品，有些东西，不要怕卖。”“多出口工艺品，多争取一些外汇，有什么不好呢?”“对传统的东西，对古的，不能一概否定，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工艺品，只要不是丑化劳动人民、不是歪曲历史，不反动，都可以出口。”同时，他特地强调:“有不少人说我们是‘美元挂帅’、“外汇价值论’，你们就向他们讲明，国家需要外汇。”并且明确肯定:“外汇是有价值的，没有价值，就不是外汇。”因此，“搞点外汇，不能说是“外汇价值论’、“钞票挂帅’。应该看到，搞外汇，换回机器、钢材等，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政治。

周恩来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北京工艺美术战线上的艺师们，尤其是他赞扬“你们从事工艺美术这种事业，是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强烈地唤起了北京工艺美术工作者的自豪感和责任心。这诚如在三九寒天为工艺美术领域吹进的一股春风，同时也为北京工艺美术事业的复兴带来了希望和力量。不少工人开始回归工作岗位。

然而，此波未平，一波又起。陈伯达突然又祭起以“电子为中心”的大旗。北京工艺美术受此影响，不少单位又纷纷转产，改生产“电子”器件，造成了“艺断人散”的可悲情状。据统计，其时生产民间工艺品全部转产“电子”和其他小产品的计有锦匣、盔头、铜品、证章、宫灯、烧瓷、挑花等，还有部分改产，如金漆镶嵌、料器、骨刻、刺绣、礼花、绒鸟、木刻、彩塑、雕漆、象牙雕刻、玉器、花丝镶嵌等。此外，尚有市区县，农村副业加工改产人数3.8万人，总计本市从事工艺美术生产的改产人数达 4.3万多人，丢掉了25个大类产品。与此同时，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和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也被撤销。从此，北京工艺美术行业的元气大伤，产值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降低了13.7%，出口总值也比 196年文化大革命前下降11%。另一种无可估量的惨痛浩劫是，各单位和艺师手中收藏的大量珍贵的传统图稿、资料被付之一炬,不少老艺人蒙受了精神上的沉重打击。

“文革”十年，由于系统内的各企业规章制度被破坏，生产管理十分混乱，加之“革命”高于一切，广大工人不敢钻研技术，操作水平每况愈下，违章生产的现象十分严重。1968年11月，北京市礼花厂(北京花炮厂于文化大革命初改称此名)即由于操作不慎，在检修制作礼花的油压机时，因为油压机进发出火花引燃了周围的易燃物，一时燃起大火。正在现场的18 岁青年女工王世芬当即奋勇扑向火海，冒死关闭了油压机阀门，而她自己却被烧伤——烧伤面积达 98%，其中 3度和4 度烧伤面积为 88%。其后，在治疗期间，王世芬又以惊人的毅力和剧烈的伤痛搏斗，与医生积极合作，顽强地战胜了死亡。王世芬的事迹很快传播开来，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全国人民的重视和关怀。周恩来于 1969年6月16日和21日，曾两次就王世芬的烧伤治疗问题作出指示，体现了党和政府领导对手工艺人的关心。

周恩来总理参观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

北京市礼花厂工人王世芬

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

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编辑的图书

    文字节选自《北京工艺美术三十年》作者：李苍彦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美的耕耘》122-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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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杨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