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超,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北京一级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级创新工作室领军人。现任北京工美集团首席设计师、北京工美集团技术中心总经理。长期从事国礼创作、工艺美术珍精品研发和国家级表彰产品的设计及管理。主张协同创新,在第一、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亚洲文明大会等主场外交活动中,40余款100多件作品被选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及配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省市展览并获奖,荣获百花杯、国匠杯、工美杯、金凤凰等行业大赛金奖16项,银奖铜奖数十项。作品申请专利50余项。
独树一帜的中国符号
——传统器型样式的演变与发展
中国传统器物,各式各样的石器、陶器、青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等,是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的物质载体,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环境产物。
按照中国历史朝代的更迭,传统器型样式演变历经6个阶段:萌生与兴起(新石器时代)、礼器化(夏商至西周)、实用化和趋向统一(春秋至秦汉)、多元与交融(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农牧民族器皿的整合(五代至元)、成熟和定型(明清)。
一、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萌生与兴起——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采用打制工艺,造型具有很大的不可控性,很难认定此时器型样式已经产生。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出现对器型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是中国古代器型样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陶器出现以后大大加快了造型样式的发展速度,人们日常生活的碗、盘、壶、罐等各类器皿基本齐备,新石器时代完成了器皿造型样式从萌生到逐步兴起的发展过程。
陶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器物造型样式的基础,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当今社会仍在使用的一些器型样式可以追溯到古陶器。在古代器型样式发展过程中,漆器、青铜器、瓷器、金银器等新材质器物出现时都直接或间接借鉴陶器造型的样式,原始陶器可视为中国器型样式之肇源。

二、以礼器为重点的器皿造型样式——夏商至西周时期
原始社会的陶器造型样式,为夏商周器型的设计做了重要铺垫。早期青铜器造型主要是在陶器造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虽然青铜器造型源自陶器,但很快与陶器拉开距离,产生了新的造型样式。在发展中,又反过来影响陶器的造型。青铜的材质特性和工艺与陶器有较大差异,可以实现更为复杂的造型,比原始社会及同时期陶器造型更富于变化。
商代早期青铜器类虽然比较简单,但爵、觚、斝组合的成套酒器,已经普遍出现。至晚商殷墟时期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陪葬觚和爵两种酒器的墓葬占到了半数以上。商代以酒器为主要礼器,与祭祀活动流行及嗜酒之风有关,多用于不同场合祭祀鬼神和其它诸神及享受。商代青铜礼器中酒器的种类最多,形成以爵、觚、斝为核心的器物群,包括觯、尊、卣、壶、觥、罍、盉、瓿和彝等,其中尊、觥多铸成鸟兽形象,样式尤为丰富。
青铜礼器发展到周代,有了一个大的转折,即从以“酒器”为核心转变到以“食器”为核心。周代礼制最重要的是用鼎制度,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都要按等级使用以鼎为核心的成套青铜礼器,并且建立了系统而严密的食官制度进行管理。西周早期以后,礼器中食器的比重逐渐加大,酒器比例变小。商代以爵、觚、斝为核心的礼器系统,逐渐被以鼎与簋为核心,包括鼎与俎、笾与豆等组合的礼器系统所取代。

三、实用功能增强与造型样式的趋同——春秋至秦汉
春秋战国时代,士的阶层崛起,推动了人的力量的崛起。“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过渡,青铜器慢慢脱离了以礼器为主的性质,向着日常生活器具转化,器型样式被赋予了新兴社会的意识面貌和新的审美趣味。战国中期以后,全素面的青铜器流行,一般的青铜器在形制上较为稳定。青铜器发展至战国中晚期,传统的礼器日益减少,生活日用品成为青铜器的重点。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全新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秦代开创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新时代,奠定了我国古代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汉代是多民族统一的太平盛世,工艺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各地包括器型在内的工艺美术面貌趋于统一,器型样式的跨地域趋同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

这一时期,我国漆器完成了从礼器到实用器的转化,广泛应用于生活各个方面,且占据了上层社会生活器皿的大多数。汉代漆器在日常器皿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数量多、品种全、工艺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是我国漆工艺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四、器型样式的多元与交融——汉末至隋唐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战乱局面持续了三百多年,在这种分裂割据的政局之下,中外交流和各民族交流都很频繁,使得器皿的造型出现了很强的杂糅趋向。长期分裂和动乱为宗教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东汉末西方传入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极为繁盛。莲花,在南北朝时大量装饰用于碗、钵、盘、盏、罐、盆等器皿。最引人瞩目的是青瓷莲花尊,莲瓣与器形巧妙结合,产生了优美的艺术效果。

隋唐的兴盛,使得与西域外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外国及少数民族器皿造型样式中的精华和长处被汉族传统工匠所吸收,并通过不断的改造、融汇、创新使其本土化,中国古代器型样式呈现出广采博纳的开放姿态。唐代器皿造型样式受外来影响的源头来自于粟特、萨珊、罗马—拜占庭系统等地。这些器型最先引入金银器,由于其材质的稀有性,为全社会所羡慕和渴求。应这种需求而产生了仿金银器造型样式的陶瓷器,如单把杯、高脚杯、长杯、方形盒、高足碗、花口碗、花口盘、凤头壶等以往所不多见或没有的造型样式。

五、农、牧业民族器皿造型样式的整合——五代至元
宋代的器皿造型样式,对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所吸收的大量外来及少数民族器型进一步消化吸收,将其纳入一个含蓄优雅的时代风貌之中。宋代丰富多彩的器型样式,很多是根源于少数民族和外来器型的。在此基础上,工匠们对其造型进行创新设计,从实用出发兼顾到审美的要求,创造出了具有明显宋代特征的新样式。如数量众多的梅瓶有可能是源于契丹族专用的一种贮藏容器——鸡腿瓶。宋代执政文人兴起研究古代金石文玩的风气,在此风带动之下,祭器和陈设器仿古之风盛行。

辽代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样式和契丹样式两大类。契丹样式的陶瓷器,往往是契丹人游牧生活中必备之器,如鸡冠壶、凤首瓶、长颈瓶等,此类造型样式都具有契丹民族传统风格;中原样式的有碗、盘、碟、罐等。西夏和金的情况与辽大体相似,均为游牧民族,器皿造型多为适应游牧生活需要而产生,造型多为圆形,两侧设计有耳系供穿绳,以便悬挂携带。

元帝国幅员辽阔,北方草原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东欧拜占庭文化、中原汉族文化、边疆各族文化交汇融合,在元代器型上均有所体现。蒙古人和伊斯兰人喜欢将食物置于大盘、大碗等大型敞口容器中围坐而食,故按照他们的习俗制作的大型碗盘类器皿大量增加,也影响到了中国器皿的尺寸。便于持握和携带的器皿如扁壶、玉壶春瓶、高足杯等,在元代广为流行。
六、器型样式的成熟和定型——明清
明代瓷制器皿大致分为日用器、陈设器和祭祀器。瓷器种类的丰富,造型的多样,能够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要。特别是摆脱了官窑的束缚,给民窑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民窑产品造型多样、层次丰富,走向了全面的成熟。明代漆器造型也品种众多,样式丰富,远超以往,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有盒、盘、匣、尊、盏托、碗等。同一种器皿造型样式极多,以明代剔红盘为例,有圆盘、葵瓣式、菱瓣盘、牡丹盘、方盘、长方盘、八角盘和四角盘等。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虽然清代工艺美术带有炫耀技巧、华而不实的倾向,但不容否认它达到了中国古代器型发展史上的顶峰。中国古代历经万年的器皿造型发展,至乾隆朝趋于极盛,也趋于定型。乾隆时期的瓷器造型之繁多为历朝所不及,各种盘、碗、杯、碟、瓶、罐、缸、盒、尊、盆、盂等器型,每类均有几种至几十种样式,新奇器型不可胜数。清代仿古之风也蔚为大观,历代名品皆在模仿之列,显现出高超的技艺。

至此,历经上万年的演变,中国传统器型(器皿)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造型样式,构成了一脉相承的发展谱系,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符号,独树一帜,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器型体系。

时至今日,传承有序的中国传统器型仍是我们当代工艺美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并将在广大工艺美术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下再发展、再壮大。
文字/图片提供|冯超
编辑|武晓燕
审核|宋印伟
